年底,国内4家研究机构——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、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、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监测发现,野生的中华鲟已经持续2年没有产卵。处于长江入海口的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也证实,2014年未监测到新出生的中华鲟幼鱼游入大海。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区是中华鲟幼鱼游入大海的最后一站,这里没发现,那基本上能证明长江上游——中华鲟的产卵场——真的没有繁殖。
而事实上,这已是长江流域连续两年没有监测到野生中华鲟幼鲟。也意味着,2012年、2013年两个自然年,长江流域基本没有中华鲟繁殖。
业界普遍焦虑:如果这种状况仍然持续,野生中华鲟有可能灭绝。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1.4亿年,正因为与恐龙属于同时代,被称为“水中活化石”。
不过,这样的焦虑在今年4月有了一线转机。
今年4月,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向外界透露,2015年4月16日,科研人员在长江口长兴岛南部、长江隧桥东部水域监测到一尾野生中华鲟幼鱼。经东海水产研究所科研人员鉴定,此次发现的中华鲟幼鱼为2014年秋天产卵繁殖。往年,上游秋季繁殖的中华鲟幼鱼洄游至长江口,最早也要等到次年5月中上旬,且幼鱼体长多在15厘米左右。此次监测到的时间比往年提前了约一个月,而幼鱼体长仅10厘米。
此消息一经媒体发布,最先炸开锅的,是正黯然神伤的业界。欢欣鼓舞的自不在话下,当然,质疑者也有:凭什么证明发现的就是中华鲟而不是其他鲟?又怎么证明是野生中华鲟幼体而不是逃逸出来的养殖中华鲟?
事实上,4月中下旬,业界对发现的是不是野生中华鲟尚有争论。正方专家表示,研究这么多年,不会中华鲟也不认识。难道要把好不容易监测到的幼鱼拿去做监测,万一出状况怎么办?
好在,争论尚未持续多久,中华鲟幼鲟又陆续“浮出水面”。
2015年4月21日,保护区管理处在上海长江大桥以东3公里水域监测到一尾鲟鱼幼体。经专业机构分子鉴定,确认为中华鲟。
接下来的时间,中华鲟幼鱼像约好了似的,成群而来。每天,保护区管理处都要接几十个爆料电话,都是渔民发现中华鲟幼鱼,要送到管理处。保护区只能紧急扩建暂养池……
截至6月16日,保护区管理处已在长江口水域监测到野生中华鲟幼鱼545尾。而截至记者发稿,送到保护区管理处的中华鲟幼鱼已经超过一千尾。“大多都是一两年的幼鲟。受伤的我们立即救治,无恙的放回水域,已经死亡的,要么做成样本,要么送去第三方机构检测,确定万无一失是野生中华鲟。”陈锦辉介绍。
而从长江流域江苏段传来的消息,今年,他们也监测到中华鲟幼体。其数量也是近三年最多。
此时,专家基本达成一致,今年监测到的,基本就是野生中华鲟,首先,有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做比对,证明就是野生中华鲟;其次,如果是逃逸出来的人工养殖中华鲟,数量不可能这么大。
“今年在长江口监测到中华鲟幼鲟,就证明去年秋冬季,在长江中上游,应该是有中华鲟繁殖的。而且,从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监测数量来看,今年的监测数量相对较高,是2004年以来的第三高,说明去年野生中华鲟产卵群体具有相当规模。”保护区管理处刘健说道。
仍旧难寻“第三产卵场”
繁殖需达到四个要求
中华鲟幼鱼为什么再现,如果原有产卵场没有繁殖,那么新的产卵场在哪里?为什么今年最初监测到的时间比往年提前?
这一切,要从葛洲坝截流说起。
中华鲟存在的1.4亿年间,每一代都出生在长江淡水水域,幼鲟顺流而下,游入大海,等到性成熟后,再沿着“来时路”溯源而上,回到长江淡水流域繁殖。一般雄性中华鲟至少需要8年,雌性中华鲟需要14年。
至于溯河洄游的机理,目前还是一个谜。但可以确定的是,在葛洲坝建坝之前,中华鲟的繁殖地在长江上游600多公里的金沙江段,有史料可查的产卵场至少有16处。但1981年,葛洲坝建坝截流。许多老渔民都目睹了那一刻,逆流而上的中华鲟因为无法越过大坝,有些“傻傻地”撞上大坝,有些被迫在坝下徘徊,它们中不少被发电水轮机拦腰截断,或是被捕上岸,成为餐桌上的菜肴。
科学家们随后发现,失去长江上游的产卵场后,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5公里宜昌江段寻找到了新的产卵场,这是近些年来,科学家证实的几乎唯一的产卵场。因为少而珍贵,这里成为中华鲟的重要保护区。
与之相应的,则是中华鲟野生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介绍,葛洲坝截流前,长江里的中华鲟繁殖群体能达到1万余尾,截流后,1983-1984年骤减到2176尾,2000年仅有363尾,2008年,许多专家估计仅有不到200尾中华鲟参与繁殖,农业部就此暂停了科研捕捞。
事实上,中华鲟的繁殖能力并不低,在葛洲坝截流后的第2年,科学家们发现在被挤压后的产卵场大量的鱼卵堆积成了小山,一条鱼的鱼卵能占到体重的1/4,而一条野生的成年中华鲟,能长到200至300公斤。危起伟认为,只要他们还能继续繁殖,野生种群的存续就有希望,然而到了2013年和2014年,这个最后的产卵场无奈宣布:没有监测到中华鲟幼鲟。
早在今年4月,东海水产研究所监测到今年第一尾中华鲟幼鱼的时候,研究所副所长庄平就分析认为,要么中华鲟在离长江口更近的地方寻觅到了新的产卵场,要么就是在原先的产卵场提前繁殖。
而危起伟则认为,其寻找到新的产卵场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,但是这个新的产卵场在哪,产卵场会不会发生转移,以及今后是不是同样能监测到中华鲟幼鲟,这些都是未知数。
其告诉早报记者,中华鲟的繁殖,简单说,需要达到四个要求:一是流速;二是温度;三是要有亲本中华鲟;四是河床质。从这些方面综合分析,他推测,新的产卵场应该不会在河口一带,也就是不会在江苏上海一带。
其称,中华鲟的繁殖,需要河床不是泥,起码要有鹅卵石或者粗砂。因为泥底很容易使中华鲟鱼卵窒息。就这一点来说,长江中下游的河床基本都不太符合要求。
而葛洲坝对中华鲟的影响,除了负面影响之外,客观上也有一些新的状况出现。比如,截流蓄水后,其水质相对变清,将粗砂冲走,河床变硬。按照现有的情况分析,长江中游水流速度基本能满足中华鲟对水流的要求。
再就是温度。此前,科学家们对于原有产卵场两年未检测到幼鱼的原因,疑点大多集中在水温上。业界普遍认为,适宜中华鲟繁殖的水温为16℃~20℃,这是一个很小的变化区间,在中华鲟10-11月繁殖期中,若是水温达不到这个区间,中华鲟则无法顺利繁殖。
河海大学夏自强等人分析认为,受葛洲坝滞温影响,2012年宜昌江段的10月平均水温分别为20.4℃和21.4℃,高出多年平均值19.7摄氏度。到了2013年和2014年,待产卵的中华鲟一直等待到12月,水温还是没有降到20℃以下,记录显示当年产卵期平均水温23.8℃,它们的性腺退化,最终失去了产卵的时机。
当然,对于这一说法,目前科学界尚处于争论阶段。不过,危起伟认为,综合中华鲟繁殖的四个主要条件,他认为,如果有新的产卵场的话,其中位于湖口段的可能会更大。“但是即使将可能性缩小到这一段,其范围也在几百上千公里,要寻找绝非易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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